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自从小学四年级和同班的小伙伴在大召西仓学会骑自行车之后,我便深深地喜欢上了自行车。
我家搬到三官庙之后,大门外就是三官庙街小学的操场,每当家里来了骑自行车的客人,我总要在操场上骑自行车疯跑一通,不过足瘾不罢休,为此没少受父母亲的责怪。
1959年,我考入呼和浩特市第一中学,成为住校生;3年后又进入内蒙古交通学校,5年中依然住校(因“文革”推迟一年分配),这期间很少有机会去摸自行车。看到同龄人潇洒地骑自行车身影,心里非常羡慕。1966年,我毕业后在交通学校当了老师,学校给我安排了单身宿舍。每逢星期天回家总是步行,我多么希望能有一辆自己的自行车,可我刚刚参加工作,工资又低,再说家里人口多,用钱的地方不少,只好把买自行车的事暂时撂下,好在学校离三官庙不算太远。
1968年,我从“知识分子成堆”的交通学校,调到了厂址在西郊的呼和浩特市机床厂,在齿轮车间当了一名车工。离家远了,厂里又是三班倒,没有自行车真不行。当时家里除了最小的妹妹外,大妹妹、二妹妹和弟弟都已经上了学,再加上老家还有亲人需要父母赡养,日子不宽裕,一下子拿出一百六七十元给我买自行车真的很困难。这可愁坏了我的父母。几经商量,决定还是先给我买一辆旧自行车。我和父亲来到通顺街路南的自行车委托商店,当年那里是呼和浩特市唯一一家二手自行车专卖店。几经挑选,看中了一辆青岛牌倒蹬闸自行车,标价55元,父子俩高兴地把自行车推回家。我终于有了一辆属于自己的自行车了。
1969年国庆节,我要结婚了,那时候没有如今这样铺张,婚车就是自行车。两家人商量好,双方娶亲和送亲的人员都骑自行车。结婚当天上午,一行人有说有笑向着清泉街我爱人家进发。伴郎中有一个是我的工友杨世雄。他对我说:“咱俩人应该换一下自行车,我这辆加重飞鸽可是新买的,比你的倒蹬闸好骑多了。”我说:“我这辆倒蹬闸不好骑,何况你的车后架上还驮着不少东西,我怕你摔着。”“没关系,咱骑车可是把老手了。”他说。自行车换过来,我一骑真的是大不一样,又平稳,又轻快,尤其是车闸非常安全灵便,慢捏慢站,快捏速停,真是一文价钱一文货。我心里暗暗盘算,总有一天我要买一辆属于自己的新自行车。
第二年,儿子出生了。紧接着,我从机床厂调到呼和浩特市战备汽车队,单位地址在文化宫街。离家近了,可对于买一辆新自行车的念头一直没有打消。那些年,许多生活用品都凭票供应,票据到了单位,还要结合工龄、离家远近、婚嫁特需而定。我们车队是新建的单位,许多人是部队的转业兵,年龄和我差不多,但工龄都比我长,所以我的买自行车梦又搁浅了。
1972年,我在车队担任调度。呼和浩特市交通局在中山西路设有一个联合运输办公室,专门负责社会车辆的调派和结算业务。一天我去找主管业务的老谭办事,恰好武川县一个叫李祯的采购员推着一辆飞鸽自行车也来找他。李祯对老谭说:“你要的凤凰自行车不供应旗县,下面只有红旗、白山、和少量的飞鸽、永久,因为农村购买力低,所以相对好搞一些。”
原来老谭的孩子要办喜事,需要的是一辆上海产的大链盒凤凰自行车。老谭知道我早想买自行车,于是对李祯说:“谢谢你,我要的凤凰自行车已经解决了,这辆飞鸽那就不要往武川拉了,让给小姚,你看行不行?”李祯痛痛快快地答应了。我听了以后心花怒放,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,得来全不费工夫。没想到,几年的自行车梦,就这样轻而易举实现了。
从此这辆飞鸽一直陪伴我五六年,我精心呵护它,直到单位因为工作需要,给我配备了摩托车。退役下来的自行车我不舍得处理,锁进了我家的凉房,看上去依然如同新车一般。 文/姚一平
来自>北方新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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